手印不仅是单纯的生物识别信息，也是检验契约真实性、有效性的物理证据，还是契约文明的千年见证。在民事合同中，从周代的“质剂”，到汉代的“下手书”，再到唐代的“画指券”，乃至宋代以后的按指印、掌印，都是合同勘验制度的沿袭和改良，一脉相承，从未断绝，甚至延续到了今天的《民法典》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本文从法文化角度具体解读古代合同制度中的指印文化。

一、手印作为个体信息的法权意义

《民法典》第490条第1款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当事人均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时合同成立。第493条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最后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的地点为合同成立的地点，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一，合同上按指印和签字、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对民间习惯的立法认可。原《合同法》第32条曾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时合同成立。也就是说，书面合同只需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即告成立。

针对民间的习惯传统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5条曾规定，订立合同，应当签字或盖章，如果用摁手印的方式替代签字、盖章，法院应当认定其具有与签字或者盖章同等的法律效力。

为什么说是迫切的现实需求？因为在民间经济、社会生活中，除了签字、盖章，很多场合都要求当事人按上手印。比如，在房地产交易中，姓名、交易金额、违约金约定等核心条款上都要求当事人按手印；至于男女双方自行约定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归属、家庭的分家析产情形等，更需要当事人签字、按手印。

这样做看起来很烦琐，过于谨慎，但却避免了可能的风险。比如，丈夫以自己的名义卖掉了夫妻共有的房子后不到半年，房价上涨，夫妻一商量，由妻子出面状告丈夫无权处分，声称未经自己同意丈夫就单方面处分了夫妻共有的财产。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和签名是老公盗印、代签的，不产生法律效力。如此一来，无论是真的不知情，还是道德投机，对买受人、对房地产中介来说，都是不可知、不可控的潜在风险。《民法典》如此规定，既是对司法实践证据认定规则的立法认可，更是对古老民间习惯的立法认同。

第二，手印是嫌疑人坦白罪行的物化证据。指纹作为一种生物识别信息被采集，成为人身识别的重要依据之一。现存文献和影视剧中再现很多古代刑事侦查和司法审判的场景，按手印是个人身份真实性、证明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手段，犯罪嫌疑人签字按下手印的供状，往往是裁定有罪无罪、轻罪重罪的直接证据。

1927年，德国指纹学博士罗伯特·海因德尔出版了《指纹鉴定》一书，成为指纹学的经典著作。他认为，世界上最早提出指纹识别的学者是中国唐代的贾公彦。南宋提刑官宋慈《洗冤录》后来居上，系统描述了以指纹断案的各种方法。实际上，根据1975年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封诊式·穴盗》的记载，秦代的刑事侦查已经广泛利用膝盖、手指等纹路、痕迹作为鉴定手段。也就是说，从刑事鉴定层面而言，指纹鉴定不是始于公元7世纪的贾公彦，而是始于2000多年前秦代的正规法令。

第三，手印是中国古代进行军事管理和社会管理的有效工具。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最早、最原始的“指纹数据库”应当是南宋时期的《箕斗册》。这是出于军事管理需要，既是为了稳定兵源，也是为了统计数据。《箕斗册》除了列明兵丁的名字、年龄，还会采集、描摹指纹，甚至还会载明充军、配军犯人脸上刺上的红色印迹，逃到天涯海角都很容易抓捕归案。这种管理方法直到清代都还存在。这种军事管理手段后来被应用到社会管理层面，官府也开始建立由专人管理的人口信息档案，如果出现罪案、暴动等反常事件，首先核查的就是这类人口档案。

比公法管理应用更早的指纹识别应当是在民事领域。比如，周代的买卖合同中有“质”“剂”两种，正规、大额的交易用“质”，刻合同的木板要长一些；一般的小额交易用“剂”，刻合同的木板要短一些。但无论是“质”还是“剂”，都涉及国家的税收和当事人的交易安全，都是一份内容完整的合同。“质”“剂”都刻在木板上，从中剖开，双方当事人各执一半，以为征信。如果要履行合同，双方各自拿出所持木板，一拼一接，就知道合同的真实性，这就是先秦时期的“合券”，宋代以后称为“合同”。所谓合同，就是“合而同之”的简称，本来是合同勘验制度，后来成为契约的代名词，也就是今天的合同。

合同一分两半，各持一半，要是后来对不上、拼不拢，怎么来证明谁的合同是假，谁的合同是真？为了防范欺诈，古人在契约上会用刀具比划着刻下双方的指节甚至指纹。所以，汉代郑玄注释《周礼·地官·司市》篇，认为周代的“质剂”相当于汉代的“下手书”，上边有指节、指纹。到了唐代，贾公彦在注释《周礼》时，又顺带解释了另一个现象：汉代的“下手书”，就是唐代的“画指券”——那时候，已经不需要刀刻了，而是在合同末尾用笔画下指节、指纹。

二、什么是“手摹”

第一，古人称手印为“手摹”“指模”。具体方式有几种：一种是狭义的，叫“画指”“获指”，在合同上用刀具或笔刻画当事人的手指指节，一般以中指、食指为主。发展到后来，有了印泥，当事人就将自己的指纹印在合同书上。一种是广义的，不是刻画、按/捺手指，而是将整个手掌的掌印印在合同书上。按照张传玺先生的考证，有的还将两只手的纹理都印在契约上；甚至极端的，不仅有手模，还有脚印。把合同写在很长、很宽的白布上，债务人站上去，要么刻，要么画，要么印，这样手脚并用，想反悔不认，太难了。

第二，通过出土文献考察，这种签约习惯在汉代已经普及。汉代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的一份合同中，有人出卖一件皮草，请来了见证人杜君隽，在这位见证人的名字下方外侧画有三横，这显然是汉代“下手书”的考古证据。到了唐代，合同上都要约定清楚，双方当事人必须“画指”，否则谁也不能证明合同宣告成立，更不能证明合同是自愿签订的。宋代黄庭坚就曾经记载，当时很多人是文盲，要签字画押太难为人，怎么办？伸出手来，画个指节。至于不动产买卖，利害极大，所有人都会印上手模，以防欺诈。

这种合同法上的习惯不仅流行于汉族地区，也广泛普及于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流向了日本，成为判定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的法定条件和物化证据。1959年，新疆米兰古城出土了一份唐代藏文文书，是借小米的，落款处就有4个鲜明的红色指印。结合大量敦煌、吐鲁番的出土文献，可知中古时期，按手印的缔约习俗已经广泛流传于今天的藏族、回族地区。

第三，古代的手印和传统的文化认知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男左女右。比如敦煌出土的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的一份合同文本中，作为户主的儿子用左拇指画押，作为共有人的母亲则用右中指画押，显然是古代阴阳五行哲学思想在契约中的具体表现。

宋代陈元靓在《事林广记·家礼·婚礼》中特别说明，男女双方订婚，必须在合同书上写明细节，说明男方家给了多少聘礼，女方家陪了多少嫁妆，然后双方“点指画字”，否则不产生法律效力。

到了明代，民间一般盛行用画押方式，只签字，不打模。但根据正德、万历年间的李诩记载，如果仅仅是卖房，只需签字就行；但要是休妻，不管是作为文盲的佃户，还是高级的官员，都必须打手模。为什么？因为这类行为事关人伦，风险很大，而指模的可信度、公信力显然强于签字。

三、哪些人需要按手印

第一，契主。也就是合同当事人及其近亲属。按照宋代法律，如果法定的户主、家长长期不在家或已经去世，则女性尊亲属和其他共有人都是合同当事人。《清明集》中记载，有一年轻小伙在其父亲去世后，不务正业，喝酒赌博，欠下一屁股债。于是瞒着母亲和兄弟悄悄把家里的土地典出去换钱喝酒、还债。合同上自然就没有其他成年家属的指印。后来，双方对簿公堂，刘克庄在审理该案时认为：依法，父亲没了，母亲就是契主，应当签押；因系共有财产，其他成年兄弟也必须在合同书上共同签押。这小伙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违法交易”，而买方也属于明知故为。最后判决产业归还原主，交易款项没收，合同作废。

第二，知券和中证。也就是主持合同签订仪式的人和见证人都得在合同书上签押。前面讲到的汉代作为“旁人”的杜君隽虽然不是合同当事人，但是合同的见证人，所以必须画下指印；主持仪式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第三，亲邻。主要是指非家庭成员的近亲属和邻居。这两类人为什么要在合同书签押打模？因为古代法律有一个专门的制度：亲邻优先权，凡是买卖房地产的，必须先在近亲属中问明有没有愿意买受；如果没有，还得依次询问房邻和地邻。如果不问亲邻，擅自买卖，那就侵害了亲邻的优先购买权，合同无效，还要承担其他责任。

于是，民间出现了一个高效且操作性极强的程序：立账。把要卖的房屋土地详细情况写在纸上，张贴在祠堂大门口、交通要道，公告周知：要买的，请报价，这叫“批价”；不买的，请“批退”——就是在立账文书上不愿买的那一栏签上大名并画押打模，避免以后大家闹矛盾。

此外，按照法律和民间习惯，保人、倩书（也就是今天的代笔）都必须签押或者打模。

四、按手印的法律功能是什么

从微观层面而论，按手印的功能是为了确证合同是否成立、是否有效，同时也是辨别合同真伪最有效的手段。比如，代笔、中证等人签押合同，不仅是为了证约，还有以后作证的法律义务。对于这两类人，双方当事人都要适当地给付报酬，支付辛苦费、误工费、车马费，还可能会请与合同有关的人一起聚个餐、喝顿酒，通过这种仪式强化合同的公开性和公信力。这就是汉代缔约程序中的“沽酒”，后来叫“吃中”“酬中”。

又如，前面讲到的亲邻优先权为什么要批退？就是为了保障亲邻人等的知情权、同意权、决定权——知不知道邻居卖房、是否愿意购买、是否放弃优先购买权等，都得作出说明。今天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特别保留了亲族的优先权，买主为了确保交易成功、防止亲族人等遮占干预，在买卖缔约之后，会邀请对方亲族、寨头、中人饮宴，同时送卖主的亲叔伯兄弟们十斤粮谷，这就是所谓“亲房谷”。这顿饭不能白吃，这谷子也不能白拿。只要吃了、拿了，就证明已经知晓交易的一切细节并明示放弃优先权。《民法典》第305条、第726条、第727条规定的所谓优先购买权、优先承租权都和传统的亲邻优先权一脉相承。

从宏观层面而论，按手印的法律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确证身份，以防假冒。激光扫描时代，签字、印章、指模造假都太容易。但在古代，签字、印章造假可能较容易，但指模造假难度就大了。不识字可以不签字，但必须打模。所以，根据宋代法律和司法解释，合同都有法定的格式和要求，一旦出现假冒、隐蔽、欺瞒等情节，所有人都得承担法律责任，而指模就是最重要的身份依据。

宋代经济发达，各类造假事件层出不穷，让当事人防不胜防，地方官也无可奈何。比如，《宋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寡妇属于中产阶级，家里虽然没矿，但广有良田。一个姓龙的无赖子弟就诱骗寡妇的儿子赌博，没钱还就要求用他家的良田抵押。一夜下来，这家的良田十去七八。寡妇气急了，报官求告。哪知道，姓龙的拿出了寡妇儿子按过手印的合同，合同书上不仅有寡妇的签字，还有寡妇的手印！所以，官司从县里打到府里州里，手印是真的，寡妇只能一直输。后来元绛来了，寡妇又敲响了登闻鼓，击鼓喊冤。元绛拿着合同，左看右看，终于发现了问题：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合同是先打的指模，再写的条款。换句话说，是姓龙的把这寡妇以前刻在其他合同上的手印切下来，黏附在了伪造的合同上。他喊来姓龙的问，为什么先打模，后写条款？姓龙的当场认罪。

第二，手印代表了人身信用，可以有效防范无权处分。古人订立重要合同，成年家属都得打指模，防范未来以共有权人不知情、不同意为由主张合同无效。比如，南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朝廷就通过法令、敕令的形式，要求合同当事人亲自签押或打模，否则合同无效。也就是说，代书合同没问题，但签押打模必须是本人行为，不得代理，以防各种情弊。

第三，作为诉讼证据，以防欺诈。指模作为生物识别信息，很难隐匿、涂抹。据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江浙一带经济发达，人心求富，于是出现了一些防不胜防的合同诈骗手段。有些代书人的招文袋里藏着一件宝贝：乌贼的墨汁。用它写出来的合同，白纸黑字，油光闪亮，表面上看没问题，但过上几年，纸还在，字没了。这时候，手印就成为唯一的有效证据——如果没有合同关系，在白纸上按手印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不仅有利于辨别合同真伪，还有利于分配举证责任，最大程度减少合同风险。

综上所述，手印不仅是单纯的生物识别信息，也是检验契约真实性、有效性的物理证据，还是契约文明的千年见证。《民法典》规定按指印与签字、盖章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不仅是对传统契约文化的有效传承，更是对民间习惯的积极回应，是典型的民有所呼、法有所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