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中学的课堂上小陈同学上课睡觉，班长小赖同学纠正其行为却受到言语攻击致双方肢体冲突卷入故意伤害案；在深夜的街头，小汪同学等人在战备大桥放烟花与小陈同学等人产生纠纷，造成小陈同学轻伤一级而酿成悲剧……这些场景折射出未成年人犯罪的复杂性与严峻性。最高人民法院数据显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低龄化、团伙化特征显著，盗窃、故意伤害等案件占比超过60%。作为一名经常代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律师，我深知，未成年人犯罪的代价不仅是法律制裁，更是青春的陨落。如何以法律为盾牌，守护青少年的成长之路？这需要家庭、学校、社会与司法系统的协同努力，更需要法律从业者的深度参与。

一、法律视域下，多维致罪因素探寻  

一是家庭监护失能，首道防线崩塌溯源。一起未成年人盗窃案中，被告人小林同学自幼父母离异，长期缺乏家庭监管，最终因沉迷网络游戏而盗窃财物。案件背后，暴露出监护缺位、情感忽视等普遍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但现实中，许多家庭或溺爱纵容，或简单粗暴，未能构建健康的法治教育环境。二是法治教育缺位，意识荒漠亟待破局。某职业院校学生小汪同学因琐事斗殴致人轻伤，庭审中他坦言：“我不知道打人会坐牢。”这一回答令人痛心，却也反映了部分学校重技能轻德育、法治教育流于形式的现状。法律知识的匮乏，让青少年在面对冲突时极易选择暴力而非理性解决。 三是社会环境侵蚀，隐形推手亟待斩断。某职业院校学生小汪同学因琐事斗殴致人轻伤，庭审中他坦言：“我不知道打人会坐牢。”这一回答令人痛心，却也反映了部分学校重技能轻德育、法治教育流于形式的现状。法律知识的匮乏，让青少年在面对冲突时极易选择暴力而非理性解决。

二、个案切入系统，治理模式转型升级

一是司法惩戒与矫治，刚柔并济寻平衡。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单纯惩罚难以根治问题。例如，16岁的赖某因校园冲突被诉至法院，我通过举证其主观恶性较低、积极赔偿并获得谅解，最终推动法院适用缓刑，并建议其参与社区法治教育活动。这种“惩戒+矫治”模式，既体现司法威严，又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二是法律援助赋新能，迷途归航灯塔明。我曾为一名涉嫌网络诈骗的未成年人小王同学辩护。深入沟通后发现，他因家庭贫困误信“兼职刷单”骗局。通过法律教育、心理疏导以及与学校合作开展帮扶，小王同学不仅认罪悔罪，更重返校园完成学业。此案印证，法律援助不仅是辩护，更是挽救。三是个案推动革新，司法理念深度重构。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个案，司法要柔性执法与制度保障。对轻微犯罪优先适用社区服务、法治教育等非监禁措施。避免犯罪标签影响未成年人未来发展，体现司法温度。

三、多元主体协同，法治防线体系共建  

一是家庭首责引领，法治教育第一课堂。父母需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履行监护职责，通过家庭会议、案例讨论传递法律常识。关注子女心理变化，建立信任沟通渠道，避免其因情感缺失走向极端。二是学校浸润育人，法治生态立体构建。学校要打造浸润式法治教育。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基础知识融入思政课，组织模拟法庭、法律辩论等活动。建立校园欺凌预警系统，联合警方、社工对问题学生进行行为矫正。三是社会清源固本，正向引导环境净化。社会要净化环境与正向引导，严格落实“青少年模式”，封堵不良信息传播链。通过公益普法讲座、法律夏令营等活动，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社交平台。

四、践行使命担当，青春法治摆渡人  

一是普法先锋先行，法治星火燎原势。作为律师，我们不仅是法律的践行者，更是法治精神的传播者。在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的普法讲座中，我常以真实案例警示学生：“法律不会因无知而免责，但教育能让无知者觉醒。”我们的角色应超越个案代理，延伸至普法先锋。二是权益守护织网，全方位保障闭环。通过进校园、进社区宣讲，将法律知识转化为青少年听得懂、用得上的生活指南。权益守护者。为涉罪未成年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时，推动建立心理干预、职业培训等配套机制。三是政策智囊献策，制度体系臻完善。结合实务经验，以司法工作者身份向立法机关提出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规的建议。

每一个未成年人都是社会的未来，预防犯罪远比惩治犯罪更有价值。从家庭的点滴教育到司法的制度设计，从学校的课堂到社区的公益活动，法治的种子需在多方浇灌下生根发芽。作为律师，我愿以法律为舟，载青少年驶过成长的激流险滩；更期待全社会携手，共同筑就一道坚不可摧的法治防线，让青春之路始终与光明同行。（供稿单位：福建省达峰律师事务所 作者：刘玲玲）

（责任编辑：黄筱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