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赌博犯罪呈现多样化、隐蔽化、规模化的发展态势，不仅扰乱社会秩序、败坏社会风气，还引发一系列其他违法犯罪，对社会稳定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检察机关在打击赌博犯罪中承担重要职责。为深入了解赌博犯罪现状、提升社会治理成效，本文通过对Q市检察院2023年以来办理的赌博犯罪案件进行样本分析，梳理案件办理中存在的问题困难，提出治理赌博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赌博犯罪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数量呈上升趋势

2023年，Q市检察院受理赌博犯罪提请逮捕案件16件，涉案人员43人；受理赌博犯罪一审公诉案件37件，涉案人员158人。2024年，受理赌博犯罪提请逮捕案件36件，涉案人员78人，案件数同比增长125%；受理赌博犯罪一审公诉案件64件，涉案人员176人，案件数同比增长72.9%。2024年案件数量较2023年大幅度上升，主要原因是Q市公安局在2024年开展了“清风行动”专项打击活动，打掉了两个利用手机App开设赌场的犯罪团伙，共提起公诉29件，涉案人员43人。

（二）网络赌博犯罪呈高发态势

近两年来，Q市检察院共受理网络赌博犯罪案件30起，关联1个境外赌博集团、2个境内线上赌博软件，涉案人员超过80人，追缴违法所得1000余万元。犯罪团伙利用境外服务器搭建赌博平台，通过社交软件推广宣传赌博活动，开发设计棋牌类、体育博彩类、网络游戏类等不同赌博形式，满足不同类型赌博需求，吸引大量赌客参与。

（三）赌博犯罪案件办理周期长

相较于其他领域犯罪，赌博犯罪案件犯罪链条长、关联人员多，审查起诉阶段检察机关退回补充侦查比例高，赌博犯罪的证据收集和案件侦查周期相对较长。近两年来，共有23件（涉案人员56人）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退查比例高达27.7%，其中有3件（涉案人员5人）经两次退查后因证据不足，作存疑不起诉决定。

二、赌博犯罪呈现出的特点

（一）犯罪主体方面

一是年龄层次分布广泛，女性犯罪增多。从青少年到中老年均有涉及，其中传统线下赌博以中老年居多，青少年受好奇心驱使和不良社交影响更易沉溺于网络赌博。在网络赌博中，女性参与犯罪一般充当代理、客服角色。在办理的2起利用手机App小程序网络赌博团伙案件中，女性犯罪嫌疑人有23人，占比高达74.4%。

二是职业类型多样，公职人员参与犯罪。赌博人员涵盖范围广泛，包括无业人员、个体经营者、企业职工等，甚至公职人员也参与其中。如办理的陶某、张某等人利用扑克“押九点”开设赌场案，陶某身为警察不仅为赌博提供场地，还直接参与赌博。无业人员因缺乏稳定收入和职业约束，参赌比例较高。公职人员参与赌博不仅违反党纪国法，还严重损害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三是犯罪链条长，趋向规模化组织化。在网络赌博中，赌博犯罪行为链条长。从招揽赌客到资金结算，从技术支持到后勤保障，单一个体难以完成全环节犯罪活动，需要协作配合共同完成。因此，参赌人员间关系网络主要表现为金字塔式犯罪结构。例如，办理的一起跨境赌博案件，涉案赌博集团集研发、运营、推广、维护为一体，集团下设总经办、技术部、运营部、资源部、推广部等内设机构，在人员管理、工作分配、绩效考核等多方面形成严格的规章制度，犯罪行为呈现出明显的组织性。在传统赌博中，虽然没有繁杂的软件程序设置，但各成员在联系场地、望风放哨、结算赌资、联络赌客等问题上亦分工明确、密切配合。例如，何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校长”何某贝作为组织者管理整个赌场经营，“宝官老爷”何某军作为荷官负责具体操作赌博活动，“窑车司机”黄某、黄某杰负责接送参赌人员，还有刘某军作为“二拐”（也称为“杆子手”）负责结算赌资。

（二）犯罪形式方面

一是传统赌博形式仍占一定比例。近年来，通过集中治理打击赌博犯罪，传统线下赌博总体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在集中整治过程中，相关人员的反侦查意识也逐渐加强。为逃避查处，线下赌场一般选择在较为隐蔽的地方组织开展赌博活动，包括偏远农村乡镇、城乡结合部以及在宾馆、超市、台球厅、搏击馆等具有合法经营外衣的场所内部设置独立房间进行赌博，增加了查处的难度。

二是网络赌博日益猖獗。随着赌博犯罪从传统的线下模式向网络空间深度渗透，犯罪形式、犯罪手段都呈现出线上化、虚拟化的明显趋势。一方面，赌博活动载体的网络化，即通过手机端App、小程序等数字化手段将线下赌场转移至线上，既包括棋牌游戏、体育博彩等显性赌博行为，也包括通过直播平台或社交软件抽奖、抢红包等隐性赌博行为。网络技术的应用打破了时间、空间限制，提升赌博活动便捷性。另一方面，赌博犯罪证据的隐匿性。从内部联络来看，赌博集团雇用专业技术人员开发定制赌博软件，并通过局域网、境外加密通信工具实现单线联系，形成“独立”交易网络。从资金结算来看，利用移动支付工具为赌资流转提供便利，通过多层账户分散转移、兑换虚拟货币、虚构交易事由等方式模糊资金性质，掩盖真实资金流向，增加了司法机关追踪追缴难度。

（三）赌博犯罪与其他犯罪行为交织

司法实践中，赌博犯罪并非孤立存在，赌博活动的组织实施、有序经营、扩张规模往往需要借助其他犯罪行为才能完成，形成复杂的犯罪交织网络。其中比较典型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赌博与诈骗的融合。组织者以“内部关系”“低风险、高胜率”为诱饵，通过虚拟身份、虚假社交关系（主要表现为恋爱关系）诱导被害人参与网络赌博，再通过操作赌博后台控制输赢，实现非法占有目的。二是赌博与涉黑涉恶犯罪的耦合。一方面，通过赌博获取的收益成为犯罪组织的经济支柱，支撑起组织运营的各项开支；另一方面，暴力手段成为维护赌场经营秩序、解决赌资赌债纠纷、干预市场竞争问题的重要途径。如在付某、许某军等人开设赌场案中，涉黑组织通过暴力手段插手赌场经济纠纷，与其他黑恶团伙逞强争霸，实施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

三、治理赌博犯罪面临的困境

（一）法律适用与认定模糊

一是赌博犯罪与娱乐界限难以区分。在实践中，区分正常娱乐活动与赌博犯罪存在一定难度。亲朋好友、小区居民之间带有少量财物输赢的娱乐活动，与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的行为界限模糊，如何准确认定需要综合多方面因素判断，容易引发争议。近两年，Q市公安机关查办了一批在“晃晃馆”“棋牌室”组织人员打麻将的赌博案件。这种收取一定服务费，但规模较小、人员固定，以娱乐社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小型赌博”是否需要认定为犯罪，缺乏更加明确的司法适用标准，部分案件因“口袋化”倾向导致刑事打击泛化。

二是赌博罪与开设赌场罪之间的适用存在冲突。从法益保护对象来看，两罪存在一定的包容和交叉关系，但由于开设赌场罪相关司法解释的缺失，导致两罪具体区分界线模糊。实践中，既存在套用赌博罪入罪标准认定开设赌场罪的情况，也存在不区分规模大小、营利情况、社会危害性，直接以组织赌博行为认定开设赌场罪的情况。2024年，Q市检察院审结的涉赌刑事案件中，有5件（涉案人员9人）在审查起诉阶段由开设赌场罪变更为赌博罪，1件（涉案人员1人）由赌博罪变更为开设赌场罪，这就直接反映出司法机关在定性认识上的分歧。

三是新型赌博形式法律适用存在争议。随着科技发展，新型赌博形式不断涌现，如利用区块链技术的虚拟货币赌博、以电子竞技比赛结果为赌博对象等。这些新型赌博行为在法律定性、罪名适用等方面存在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新挑战。

（二）证据收集与固定难题

一是传统赌博犯罪证据易灭失。赌博活动组织者通常具备较强反侦查意识，一旦察觉异常，会迅速销毁赌具、转移赌资，现场证据难以完整保留。参赌人员出于逃避处罚或者江湖义气等原因，往往不愿配合调查，给证据收集工作带来极大困难。

二是网络赌博犯罪证据提取复杂。网络赌博依托虚拟网络空间，证据多以电子数据形式存在，如服务器数据、资金流转记录、聊天记录等。这些电子数据易被篡改、删除，且储存于不同地区甚至境外的服务器上，跨境调取难度大，需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

（三）跨区域打击协作困境

一是国内跨区域协作不畅。赌博活动尤其是网络赌博往往涉及多个地区，不同地区的司法机关在调查取证、案件移送、法律适用等方面存在标准不统一、沟通协调不畅等问题，导致打击效率低下，难以形成打击合力。如在赵某某等人开设赌场案中，赵某某等人利用改装的泊船开设赌场，在汉江流域组织周边县市人员到船上以押单双方式赌博，赌场持续经营长达4个月，因被举报到H省公安厅，经省厅统一协调指挥才予以查处捣毁。

二是跨境打击难度大。部分赌博网站服务器设在境外，犯罪团伙在境外遥控指挥，与国内参赌人员通过网络联系。跨境执法需要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机关开展司法协助，程序复杂、周期长，且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给打击跨境赌博犯罪带来极大困难。

（四）源头治理不够完善

赌博犯罪的泛滥与不良社会风气息息相关。一方面，Q市城乡结合特征显著，农村地区监管力量相对薄弱，在部分公共文化和社会服务供给不足、文化娱乐设施匮乏的偏远乡镇，赌博异化为一种特殊的社交方式和消遣渠道，赌博规模依托熟人社会关系不断延伸扩大。另一方面，在经济结构单一、经济收入有限的情况下，赌博又以其射幸性质迎合了少数人“快速致富”的畸形心理，赌博成为部分人群妄想改变生活现状的途径。虽然司法机关对组织赌博的人员予以刑事处罚，但是赌博行为却屡禁不止。只要赌博陋习依然存在，赌博犯罪也就始终有滋生空间。

四、治理赌博犯罪的应对措施

（一）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

针对新型赌博形式不断涌现、法律适用存在空白和争议问题，建议立法机关及时修订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新型赌博行为的法律定性和处罚标准。同时，最高司法机关应尽快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赌博犯罪的认定标准、证据规则、法律适用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为司法实践提供更明确的法律依据。及时发布指导性典型案例，实现理论标准的具体化、实践化。案例内容应当结合司法实践中赌博犯罪的不同形态、不同犯罪场景，有针对性地进行设置，建立类型化案例库。

（二）强化科技手段运用

一是充分发挥大数据信息技术的积极作用。建立赌博犯罪大数据分析平台，整合公安、检察、金融监管等部门的数据资源，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涉赌信息进行收集、分析和研判，及时发现赌博犯罪线索。利用数据恢复技术再现关键信息，应对犯罪嫌疑人销毁电子证据或者涉密电子数据自动格式化等问题。通过对资金流、信息流的分析，追踪赌博犯罪的资金链条和组织架构，为案件侦查提供有力支持。

二是加强电子证据取证技术研究。加大对电子证据取证技术的研发投入，提高电子证据的提取、固定和分析能力。建立专业的电子证据鉴定机构，培养高素质的电子证据鉴定人才，确保电子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司法机关应加强与互联网企业的合作，获取技术支持，共同打击网络赌博犯罪。

（三）深化跨区域协作机制

一是完善国内跨区域协作机制。建立健全统一的打击赌博犯罪跨区域协作平台，加强不同地区司法机关之间的信息共享、协同办案和工作交流。重点解决赌博犯罪线索移送、程序推动、证据标准、量刑均衡、追赃挽损、跨区域协作等方面的问题。

二是加强跨境司法协作。积极参与国际执法合作，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司法机关建立常态化跨境司法协作机制。通过签订司法协助条约、开展联合执法行动等方式，加强对跨境赌博犯罪的打击力度。

（四）构建社会共治防线

一是加强对重点人员的管控。结合案件情况深入剖析发案背景，通过拉网式排查对辖区内易聚集赌博的重点场所开展定期检查，并制定辖区内涉赌前科人员档案和生活台账，进一步提升约束管理质效，落实动态监管。

二是发挥精神文明建设功效。把禁赌法治教育宣传与村规民约建设、公职人员作风建设专项活动结合起来，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送法入户”等法治宣传服务活动。力争通过宣传教育的文化浸润功能改变、更新人民群众的认知理念，从源头上遏制“带彩娱乐”的不良之风，防范和减少赌博犯罪的发生。

三是注重治理赌博支撑产业。强化对辖区内手机卡、银行卡的管控，截堵信息流、资金流源头。加强对赌博网站、推广软件的治理，完善对黑灰产业链的监测和预警技术，持续加大对赌博犯罪相关产业链的整治力度。

总之，传统赌博犯罪依托互联网衍生出新形态，赌博犯罪呈现出线上线下交织、实体虚拟并存的特征，因此，从犯罪控制和预防的视角来看，未来还需要在打击赌博犯罪方面形成更多共识。笔者建议，尽快出台惩治赌博犯罪相关的司法解释，厘清打击界线；要持续加强黑灰产业、行业治理，压缩犯罪空间；健全完善司法协作机制，凝聚治理合力。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司法机关和其他职能部门等多方力量防治赌博的积极性，筑牢治理赌博犯罪的防线，才能真正遏制赌博犯罪的蔓延趋势，维护社会治安、保障民生权益。

  （作者黄文灿系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一级检察官；王颖系湖北省潜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四级检察官助理，本文刊载于《法治时代》杂志2025年第6期）

（责任编辑：王凯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