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借着此次日企向华索赔事件，中国不妨告诉在华外资企业，当“大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所有企业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来办事，遇到问题之后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权。 

    近期钓鱼岛事件一直占据着国内各大媒体的要闻区，国内反日情绪不断高涨的背景下部分日企遭受打砸，对此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称，日企遭打砸事件责任应该由中方承担，野田并表示将向中方提出赔偿要求。看到这则新闻相信很多网友和笔者一样愤怒，打砸日企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也触犯了中国的法律，但是责任并不在中国政府一方，中国政府也绝对没有赔偿日企的义务，日本政府向中国索赔是滑天下之大稽。 

    中国的武侠小说之中，有一门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功夫，笔者认为用这一招对付野田佳彦最好不过了，日企受到损失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看到，在日中企也同样遭受打砸事件。在日中企遭袭是不是也应该向日本政府申请赔偿？中国政府没有像野田佳彦一样提出无理索赔请求，是因为中方明白索赔的对象不是日本政府，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认清形势，别在钓鱼岛的问题上一再惹恼中国。 

    对待在华日企遭受打砸的事件，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有责任抓住打砸日企的凶手，这也是中国政府的责任。可是中国政府断然没有赔钱的道理，试问一下如果中国的每一个工厂受到损失之后都向政府索赔的话，那么政府就该更名为慈善堂了。笔者也希望借此次日企遭受损失来表明一个观点，那就是外资企业在华的超国民待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日企该收回超国民时代的大爷姿态，和中国的企业一样遭受损失之后，安全国家正规的司法程序进行维权。 

    我们并不剥夺日企维权的权力，但是不合理的维权方式也是不能容忍的，任何企业都不能凌驾在制度与主权之上，出了问题依法办事即可。如果中国政府赔偿日企一分钱，那就是对中国企业最大的不公，日企索赔的对象应该是打砸者而不是政府，如果政府为打砸日企买单，那无形中是将助长打砸日企的行为，因此于情于理中国政府都不应该承担日企所遭受的损失。 

    2010年末，随着城市维护建设税和教育费附加费的征收，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外资超国民待遇宣告结束，外资超国民待遇听起来本身便是一种不公，是改革开发初期特定环境下的一种无奈。改革开放了30年，外资企业的超国民待遇就存在了30年，这30年中外资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也给予了外资足够的优惠。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各项发展的成熟，实现内外企业税收一视同仁待遇的呼声也不断高涨，因为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就要首先取消所有不公平的待遇，取消超国民待遇是一件好事，可是经过30年的优待之后，很多外企一时之间难以适应平民的身份。 

    因此借着此次日企向华索赔事件，中国不妨告诉在华外资企业，当“大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回了，所有企业都应该遵守中国的法律来办事，遇到问题之后也应该通过法律程序来维权。外资超国民待遇为中国带来了大量的投资，让中国渐渐成为世界工厂，然而随着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的双顺差不断积累，超国民待遇已经开始困扰着中国，双顺差的作用下，中国的外汇储备飞速增长，已经远超合理的范畴，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被动的增加了国内基础货币的投放，从而导致国内通胀压力的居高不下。 

    借着野田此次向中方索赔的新闻，我们可以看到日方处理钓鱼岛问题的态度，在日中企遭袭野田绝口不提，只是强调日企在华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这样的首相领导下，笔者也难相信日本未来发展会有大的起色，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连返躬内省都无法做到，那么这个国家未来的发展也是可以预见的，笔者也相信在华的日企不会和野田政府一样不明事理，向中国政府提出索赔要求。 

    (孙业文 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