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五周年：中国家庭财富管理与传承之三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中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作为一部保障人民权利、推动国家治理的基础性法律，《民法典》对继承制度进行了系统性的完善和创新，通过继承、赠与、遗嘱、遗赠扶养等形式，对家庭财富管理和传承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规定，回答了随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财富传承问题，回应了人民群众在新时代的新诉求。《民法典》颁行五年来，其在家庭财富管理与传承方面构建的制度体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本期封面主题聚焦“民法典五周年：中国家庭财富管理与传承”，邀请专家学者以《民法典》颁布五周年为契机，针对家庭财富管理与传承的智慧与保障，解读指定遗产管理人制度，辨析老年人意定监护的认识误区，关注以中华遗嘱库为代表的、积极应对老龄化背景下的社会治理创新实践探索，以及如何优化中国遗嘱服务体系等，探讨相关理论与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和完善措施。

家庭财富传承，不仅是物质财富的延续，更是家庭情感与责任的传承。期待随着法律和法律服务体系的进一步完善，越来越多的人用法律守护家庭财富，让家庭的幸福根基在财富的稳定传承中愈发坚固，在岁月长河里书写家族的美好篇章。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剧，家庭继承纠纷成为社会治理难题。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继承编在遗嘱继承方面进行了科学、合理的完善优化，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国式善治”的典范。然而，《民法典》制定实施以来，对于遗嘱制度的修订创新，在实践实施层面依然存在诸多困境。比如，忌讳谈及遗嘱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遗嘱效力问题整体情况不容乐观，遗嘱执行人制度缺位较为明显等。为了加快遗嘱制度的落地，探索社会治理创新，中华遗嘱库通过积极开展公益志愿行动，推动社会观念普及；通过加强规范化、标准化，提升遗嘱服务质效；通过坚持技术赋能，创新遗嘱服务体系。从文化重塑、专业协同、技术创新与制度保障的四个维度发力，为积极应对老龄化探索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治理路径。

一、老龄化加剧：家庭继承纠纷成为社会治理难题

2000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截至2024年，60岁及以上人口3.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2.0%，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2亿人，占全国人口的15.6%，已超过全球中高收入经济体的12.2%，紧追高收入经济体19.2%的老龄化程度。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近10年来全国法院审结一审继承纠纷案件数来看，随着我国老龄化的加剧，在“少子化”“老龄化”“空巢化”叠加作用下，家庭财产继承纠纷案件数量高位运行，复杂性不断增强，逐渐从传统伦理议题演变为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为例，该院自2021年1月1日（《民法典》施行之日）至2024年8月31日，二审共审理家事案件3572件，涉60岁及以上老年人家事案件1862件，占比达52.1%，其中继承纠纷案件呈上升态势且变化幅度较大。

二、积极应对老龄化：《民法典》遗嘱自由开启家庭治理新篇章

（一）《民法典》继承编遗嘱制度创新

《民法典》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社会需求和民众意愿，在遗嘱继承方面进行了科学、合理且完善的优化，有力保障了公民的财产处分权，将家庭矛盾引入法治化解决路径，为促进家庭和谐、推动社会进步提供了重要助力，成为老龄化社会“中国式善治”的典范。

一是平衡意思自治与法律安全，兼顾遗嘱形式的多样化与规范性。《民法典》继承编认可自书、代书、录音等多种遗嘱形式，并明确其法律效力与规范要求。如自书遗嘱需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并注明日期，录音遗嘱要有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等，回应了老年人行动不便、文化水平差异等现实需求（如视障者可选用录音遗嘱），保障遗嘱真实反映老年人的意愿。

二是革新遗嘱效力的层级与冲突解决机制。《民法典》第1142条第3款改变了原“公证优先”规则，确立“最后遗嘱优先”原则，尊重动态意愿，减少程序成本。遗嘱效力判定标准从“形式权威”转向“意思自治”，有效解决老年人可能因健康恶化、家庭关系等情况变化需更改遗嘱时的后顾之忧。

三是引入遗产管理人制度，破解执行难题。创新性增设的遗产管理人制度，对遗产管理人的产生程序、职责、民事责任及报酬请求权等方面进行了明确规定。遗产管理人可确保遗产按照遗嘱人意愿合理分配，防止遗产流失或被侵占，增强遗嘱的可操作性、可执行性和权威性。

四是确立遗嘱信托制度，融合继承与信托法。《民法典》第1133条第4款首次将遗嘱信托写入法律，明确规定自然人可以依法设立遗嘱信托。遗嘱信托通过“财产代管+定向分配”机制，在应对老龄化社会的财产传承、失能照护、家庭矛盾化解、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公益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展现出独特价值，为“老有所安”提供了法治化、可持续的实现路径。

（二）遗嘱制度落地难的实践困境

徒法不足以自行。《民法典》制定实施以来，对遗嘱制度进行了修订创新，但在实践实施层面依然存在诸多困境。

从法律理念认知层面来看，忌讳谈及遗嘱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尤其是对中老年人影响深远，导致社会公众对于遗嘱继承相关法律知识的了解普遍不足。另外，初步网调显示，在自媒体平台上，依然存在着大量视频在宣传过时的法律制度，传播着错误的法律知识，并且受到部分民众的关注和信赖。

从法律操作层面来看，在遗嘱制度最为重要的遗嘱效力问题上，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有关遗嘱继承纠纷案件的统计数据显示，由于部分老年人文化程度有限、法律认知不足等因素，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不符合法定遗嘱形式要件而无效，同时还存在遗嘱真假难辨、内容失范、遗嘱人行为能力存疑等问题，导致遗嘱人真实意愿落空，预防潜在纠纷、提升司法效率和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预期难以实现。在执行环节，遗嘱执行人制度缺位较为明显，多数情况下缺乏专业的遗嘱执行人来确保遗嘱内容的准确执行。在涉及房产、股权等复杂财产的变更登记时，相关部门的手续繁琐、要求不一，增加了执行难度。此外，若遗嘱内容存在模糊不清、歧义或与法律规定相冲突之处，也会导致执行受阻。

三、中华遗嘱库：探索《民法典》遗嘱制度落地的创新实践

（一）开展公益志愿行动，推动遗嘱观念普及

中华遗嘱库大力弘扬志愿服务精神，组建志愿服务队伍，积极开展专业化的志愿服务项目，让公益行动成为遗嘱法治观念普及的催化剂。在志愿服务队伍上，截至目前，中华遗嘱库已经招募了48290名志愿者，并在北京、广州等地注册成立了志愿服务队。在志愿服务项目上，自2023年初启动了“百人百场”进社区公益普法项目，先后走进了北京、上海、广州、沈阳、西安、哈尔滨等地的165个社区，开展了273场社区讲座以及93次社区户外咨询活动，累计服务群众11752人次，其中社区普法讲座纳入北京市朝阳区“社区大课堂”的课程体系。在服务站点阵地建设上，中华遗嘱库北京志愿服务队在朝阳区将台地区建立了“共建和谐家庭服务站”以及4个长期咨询服务点。通过深入社区开展专业的长期的公益普法，解决了市民遗嘱订立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实现了“普法到家”，大幅提升了公众，尤其是老年人对遗嘱制度从“不吉利”转向“未雨绸缪”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中华遗嘱库积极开展公益遗嘱服务，降低服务门槛，惠及特殊群体，社会影响深远。针对低收入家庭、失独老人、残障人士等社会弱势群体，中华遗嘱库推出免费遗嘱登记服务，并提供盲文遗嘱、录音录像遗嘱、代书遗嘱等定制化方案，以满足盲人、视觉障碍、书写障碍、识字困难等特殊人群的需求。根据2024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最新数据：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一共有590名特殊人士在中华遗嘱库订立了遗嘱，他们是通过录音录像遗嘱的方式完成了遗嘱订立。其中，有449名市民属于识字不多、无法阅读，有72名市民属于视听力有障碍，有69名市民属于行动不便。

中华遗嘱库倡导“财富向善”理念，鼓励市民将部分遗产捐赠给公益组织。2021年，中华遗嘱库推出遗产捐赠服务。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一共有493人在中华遗嘱库立下遗嘱，在去世后将财产进行捐赠。在所有受赠对象中，公益组织占比超过80%，其余的受赠对象还包括党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基层组织等。目前，选择在中华遗嘱库进行遗产捐赠的人越来越多，中华遗嘱库成为公民个人积极参与慈善公益、履行社会责任的公益平台。

公益志愿服务的普惠性与包容性，掀起了一场润物细无声的社会变革，遗嘱的接受度在不断提升，年轻群体的积极接纳就是最好的例证。2017年至2023年，“80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的人数上涨了21.5倍，“90后”订立遗嘱的人数上涨了11.2倍。同样，“00后”订立遗嘱的人数也在不断上升。2023年度《中华遗嘱库白皮书》显示，2023年共有167名“00后”在中华遗嘱库订立遗嘱，相较于2020年时，增长率达到了24.62%。

（二）加强规范化、标准化，提升遗嘱服务质效

一是服务流程规范化、标准化。为了更好地保障遗嘱的合法有效性和可执行性，中华遗嘱库建立了一整套规范化、标准化的遗嘱服务流程，针对性地解决遗嘱的合法有效性问题。这套软件和硬件流程包括人脸识别、密室登记、精神评估、全程录像、身份核验、指纹扫描、专业见证、文档扫描、保密保管等环节，反映遗嘱人的真实意志。二是服务管理专业化。建立国内首个遗嘱人精神评估体系，依托专业精神评估师和一套严谨的测评体系，对每位遗嘱人订立遗嘱的民事能力进行全面认定，并生成详尽的评估报告。三是遗嘱管理保管专业化。中华遗嘱库采取“临时库、中转库、永久库”三级管理保管体系，中转库具备严密的防火、防盗、防虫、防尘、恒温、恒湿的保管技术。在中华遗嘱库订立的遗嘱，一律存放在上述保管库中。在遗嘱人去世前，该遗嘱不会移交给任何人，既保护遗嘱人的隐私，保障其随时有修改的权利，又能防止他人篡改捏造，解决了生前保密、身后传递的问题，真正做到“超长待机数十年”。2018年，中华遗嘱库系统接入“司法电子证据云平台”，可供法官在庭审中直接查看和核验。涉及诉讼和公证的，中华遗嘱库还将依法为当事人出具证明文件。

多学科、多领域的专业团队，提供全方位、高质量的遗嘱服务。中华遗嘱库的服务团队不仅包括律师，还涵盖了心理咨询师、社工、技术专家、档案管理员、遗产管理人、公益倡导者及金融服务专员等多领域专业人员。这种多学科协作模式，确保了遗嘱服务从登记到执行的全流程的专业化、规范化与人性化。在前端，由专业社工与心理咨询师负责需求对接与情感支持；在中端，由律师与技术团队确保遗嘱法律效力与信息安全；在后端，遗产管理人与档案团队保障遗嘱执行与长期保管。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中华遗嘱库与《中国不动产》杂志及相关部门达成战略合作，共同推动“专业遗产管理人人才库”建设，供广大被继承人、继承人、民政部门在委托遗产管理专业人才时进行选择，极大地推动了遗产管理人制度的落地实施。

（三）坚持技术赋能，创新服务体系

一是数字化流程再造。中华遗嘱库对传统遗嘱服务流程进行了系统性数字化重构，形成“身份核验—内容制定—法律审核—电子存证—云端管理”五环相扣的技术闭环。从遗嘱人身份验证开始，运用人脸识别、指纹扫描等技术确保身份真实性；在遗嘱内容制定环节，借助智能辅助系统，引入AI法律引擎，结合专业法律团队的审核，既保证了遗嘱的个性化，又确保其合法合规；遗嘱签署后，系统自动加盖可信时间戳，并通过国密算法加密存储至私有云。遗嘱登记后，通过电子签名、时间戳等技术进行数字化存证，并同步至云端存储，构建可信数字档案，实现了遗嘱从订立到保管的全流程数字化，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和准确性。

二是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华遗嘱库引入区块链等技术，通过区块链存证，将遗嘱信息同步至司法、公证部门。遗嘱信息一经登记即生成唯一哈希值，可随时调取验证，避免伪造风险。这一举措使得每一份遗嘱都具备了唯一的区块链标识，其生成、存储、传输等环节的信息都被完整记录且不可篡改。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可直接在线查看和核验遗嘱的真实性与完整性，无须再进行繁琐的笔迹鉴定等程序，极大地增强了遗嘱的法律效力和司法认可度。

三是智能服务拓展。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中华遗嘱库还开发了多项智能化服务。例如，针对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或特殊群体，推出远程视频遗嘱服务，通过高清视频录制、在线见证等方式，确保遗嘱订立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同时，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遗嘱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遗产规划建议，帮助其更合理地安排财产传承。创新遗嘱形式，成为价值传承、爱心传递的新媒介。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中华遗嘱库一共收到 113468份微信遗嘱。其中部分的遗嘱人是向爱人、配偶表白，还有不少遗嘱人在遗嘱中为爱人、家人祝福祈祷或写下自己的人生经历与未来期望等。

四是专利技术创新。中华遗嘱库已获12项国家专利，形成独特的技术护城河。比如，勾选式遗嘱生成系统，采用“属性勾选+逻辑树引导”界面，系统自动生成符合《民法典》的标准化文本。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填好个人信息后，可以直接在相应的遗产继承条目上打勾，比如是个人财产还是共同财产、该份遗嘱是不是唯一有效的遗嘱；做好选择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份书写规范的遗嘱，在保证符合个人意愿的同时效率更高、文本更规范。再比如，开发设计了遗嘱登记一体机与智能领证系统，一体机集成身份证读取、指纹采集、文件打印等功能，支持自助办理；新一代卡片式遗嘱证采用RFID加密芯片，仅限持证人及授权机构读取内容，彻底解决传统“护照式”遗嘱证的信息泄露风险。

四、未来发展：创新遗嘱服务成为积极应对老龄化的“基础设施”

在全球老龄化浪潮冲击下，人口结构转型正重塑社会治理格局。随着人均寿命延长与生育率下降，老年人口占比持续攀升，传统养老模式面临严峻考验。遗嘱服务作为应对老龄化的重要工具，已从单纯的财产分配手段，升级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关键“基础设施”。通过法治化、数字化与社会化协同创新，构建覆盖全生命周期的遗嘱服务体系，既是保障个体权益的必然选择，更是实现代际公平与社会稳定的战略路径。

一是破除观念壁垒，培育遗嘱友好型文化生态。陈旧观念制约是遗嘱服务普及的首要障碍。传统观念的束缚使得部分老年人对遗嘱话题有所忌讳，认为谈论遗嘱不吉利，难以主动接受这一新兴服务。需要构建多方联动的文化引导机制，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社会力量，持续加大宣传力度，创新宣传形式，比如社区开展“遗嘱茶话会”等柔性宣传活动，媒体策划制作《家的传承》等纪录片消除认知误区，中小学校增设财产规划通识课程等，破除“立遗嘱不吉利”的陈旧观念。

二是构建专业矩阵，打造跨领域协同服务体系。遗嘱服务涉及法律、金融、心理等多维需求，需整合专业资源形成服务闭环。法律专家确保遗嘱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避免因条款模糊或不符合法律规定而导致的争议与纠纷；财务规划师协助老年人梳理财产状况，制定合理的分配方案，实现财产的保值增值与平稳传承；心理咨询师则关注老年人在立遗嘱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缓解焦虑与不安，确保其在理性、平和的心态下作出决策。跨专业的协同服务，提升了遗嘱服务的质量与深度，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及其家庭的综合需求。

三是尊重个体价值，定制化服务创新实践。个性化服务是遗嘱制度人性化演进的核心。每个老年人的人生经历、家庭结构、财产状况和价值观都独一无二，对遗嘱的期待包含着对子女的期望与祝福、对公益事业的捐赠意愿、对自己身后事的具体安排等个性化内容。应充分尊重这种差异性，提供定制化服务。除传统财产分配外，可拓展情感遗嘱、数字遗产管理等特色模块，使其遗嘱不仅是一份法律文件，更是人生智慧与情感的传承载体，充分体现了老年人的个体意愿与人生价值。

四是强化技术支撑，构建可信的执行体系。创新遗嘱服务通过多重加密技术、区块链存证等先进技术手段，确保遗嘱信息的保密性与不可篡改性；专业的保管与执行机制，能够在老年人去世后，按照其遗愿及时、准确地将遗嘱交付给指定的继承人或执行人，保障遗嘱的有效执行，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与家庭和谐。技术赋能不仅解决隐私保护与执行效率难题，更推动服务从“事后处理”转向“全程护航”。

五是完善制度设计，法治保障持续升级。《民法典》搭建的制度框架需持续优化，遗嘱形式多元化、遗产管理人等制度仍需进一步细化操作规则。应建立全国遗嘱信息数据库，打通与房产登记、金融机构的数据壁垒。遗嘱制度还要与时俱进，适应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和新变化。

综上，当遗嘱服务如同水电网络般渗透社会生活，其价值已超越个体范畴，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通过文化重塑、专业协同、技术创新与制度保障的四维发力，中国正探索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治理路径——让每位公民都能有幸福的晚年，让财产传承成为代际情感的纽带，最终实现“老有所安”与“家和人兴”的治理愿景。

（作者许莲丽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授；李校红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现代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副研究馆员；王真系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本文刊载于《法治时代》杂志2025年第5期）

（责任编辑：王凯伦）